随着刘备宣布赏赐百官缎匹、休沐假期，长安城很快进入了普天同庆的热烈氛围之中，复燕破曹的捷报也传遍了关中大地。
  “车骑将军和卫将军不但攻下了蓟县、光复了幽州，还在易水之战大破了曹操！”
  “曹军折损兵马足有五万以上！真是大胜啊！平袁熙算是意料之中，袁熙孤立无援就那么几万人，迟早是围得下来的。
  曹操可是如今关东诸侯中最擅用兵的了，能正面击败曹操的援军，大汉重归一统指日可期啊！”
  百官纷纷如是议论，果然大家的眼光也都还不错，知道破曹这个意外之喜，比拿下蓟城更重要也更难得，毕竟后者本就是板上钉钉的。
  随之而来，想在天下统一进程末期多捞点谋划之功的朝臣，也纷纷绞尽脑汁、给刘备上表劝战。
  连一些平时不懂军务不言兵事的纯文官，都开始凑热闹了，几乎如北宋士大夫一般。
  当然了，凑热闹的有，真心知兵的也有。比如刑部尚书法正，就心心念念很想重操旧业，过问几句当年他自觉颇为擅长的军事。
  法正连续给刘备上了两三道表章，详细论述，劝刘备趁着幽州已平、曹操新败、而邺城还未破的时间差，当机立断，在今年进入寒冬之前的最后阶段，扩大战争，在冀州也多割几块地。
  以法正的智谋，这些话当然不是乱说的，军事账算得很明白。
  刘备也仔细看了法正的账目：袁曹合流之前，关东两大诸侯的老兵、生力军，总兵力不过50万。如果没有易水之败，那么曹军在整合关东后，大约还能有35万生力军。
  但现在易水之败额外导致曹军硬生生又折损超过5万人，还丢掉了在渤海新拉的壮丁、损失渤海清河两地不少人口潜力。
  关东伪朝的老兵总规模跌到30万，而刘备方面却临时增长到了63万左右（因为额外多抓了俘虏，但这些部队有些是新拉的壮丁，天下统一后会遣散归农，不会保留那么多常备军）
  这个兵力比已经超过两倍了，现在才九月份，紧急动员的话，十月初可以展开新的攻势，法正觉得今年还是可能稍微多捞一点的。
  当然，入冬了再打仗，天寒地冻导致士卒苦不堪言那是肯定避免不了的。而且被攻打地区的百姓，也会陷入愈发深重的苦难。
  尤其是饥荒和瘟疫导致的人口锐减，会呈现百分比叠乘的恶化。
  道理也很简单：现在开始打，百姓冬天就不得休息，河北地区的人民，明年春耕时肯定还要继续连着打，冬小麦的播种和春耕都没了。
  连续耽误两年农时，造成的大面积饥荒饿死的人数量，肯定比“三年里有两年发生大面积误农、歉收，但这两年是间隔的”，要多得多。
  毕竟中间有个正常年份间隔的话，很多死亡线上的百姓可以缓过一口气，有点积蓄余粮的可以靠积蓄余粮撑一下。
  但两个大荒年连在一起，余粮积蓄全部吃光，就只能人吃人了。
  瘟疫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越叠加越容易传染。
  两场10%人口感染的瘟疫，说不定就渐渐平息群体免疫了。一场20%人口感染的瘟疫，说不定就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，后续会恶化到30%、40%感染率。
  但法正坚持扩大战争的理由也有点说服力，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，如果灭曹能提前一年甚至两年，早点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，百姓痛苦也会小一点。
  刘备说实话有些心动，拿法正的意见跟荀攸商量了一下，又跟刘巴、诸葛瑾商量了一下。
  荀攸没有明显倾向，只是劝刘备决策前要慎重。
  而诸葛瑾和刘巴则是明确劝刘备别这么干，这么大事儿应该先跟丞相商量商量。
  颇懂经济规律的刘巴还私下跟刘备表达了一种观点：
  桓灵时天下大乱，汉统衰微，当时可不是仅仅因为“战乱不断，百姓困苦”，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、贫富悬殊等等种种社会弊端，已经积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。
  所以，早点结束战争状态，却不解决社会问题、不对社会经济运作做好改造的话，就算重归和平，说不定反而掩盖了更多问题，那也就是回到冲质桓灵之前的汉安帝、汉顺帝时期。
  换句话说，形势会比桓灵好不少，但程度也有限。如果说桓灵状态属于“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”，安帝顺帝时期也不过是“六十年后要亡天下”。
  刘备总不会希望他将来传位给后人，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，那可是比刘秀中兴的效果还差得远了——当然这话刘巴不敢直接说，只是潜台词里隐藏了这个道理。
  最后，刘巴敏锐地指出，说他这些年来搞经济工作、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诲、学习进步，揣摩出了一个道理：
  那就是战争状态可以转移内部矛盾，并且利于推进改革。
  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，那是因为没法用“需要上马这项改革来提升朝廷对外战斗力”这个借口，让一切阻挠者让路。
  而战时体制，可以把一切阻挠改革的人打成通敌，也能合理合法加强动员，对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，所以刘备不该觉得战时状态是一种负担。
  刘巴还举了个例子：要是战争那么快打完了，陛下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发行“战争国债”？还没来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，有足够财力支持嘛？为什么不趁着战争的尾声夹带私货呢？
  （注：必须澄清一点。利用战时的紧急状态更利于做事，这是一把双刃剑。在刘备、曹操这些人手上，是确实革除弊政、为国为民改革兴利的。
  但历史上也不乏尝到这种制度好处后，赖在战时体制的便捷性上不肯过河的。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里，前八年就属于利用战时体制做了正事儿，扛住诸葛亮的压力，他自己也不敢懈怠。
  可诸葛亮死后，曹叡的最后六年没了外部威胁，就属于赖在战时体制的红利里不肯下来，依然高强度动员，但搜刮来的民力都用来造宫殿个人享乐，腐化堕落。所以我并不是一味为战时体制的优点鼓吹。）
  这话刘巴也是不能在朝议上说的，太阴损了，私下里跟刘备说说倒是可以。
  而且刘备想拒绝法正、理由也很充分，都现成摆着呢，就说不忍河北百姓连续受苦，完全不用提别的。
  刘备听后果然犹豫了，没有再被法正的意见左右，决定去雒阳，问了李素和诸葛亮再拍板。
  可见四十岁的刘备，还没那么自负，不至于说出“事事问丞相，莫非朕不知治国”这样的话。
  九月初六的朝议上，刘备就敲定了三件事儿：
  先是正式讨论封司徒钟繇为槐里侯，食邑三千户，这个很快集议通过生效。
  随后刘备就宣布，即日起御驾东巡雒阳，百官也另定计划，分批在三个月内前往雒阳。明年的新年朝会，会在雒阳举行，到时候也会在雒阳重新郊祀，把朝廷职能全部搬过去。
  这个过程中，其实也会有少量官员被要求留在长安组成过渡期班子，那就等于是跟着钟繇退居二线了。
  至于长安周边的军队，除了要留守关中、警戒西北的之外，其他应该跟着朝廷走的部队，拖到明年春耕结束后再动身。
  因为军队人多，可能涉及十几万人，这些人在关中地区再多吃四个多月粮食，也能减轻雒阳那边的粮食运输压力，减少浪费损耗。
  雒阳的粮食，未来终究是要靠关东的河南河北供给，否则狭小的伊洛平原绝对养不活百万级的人口。
  现在河南河北还是敌占区，就算将来光复了，最初的一两年也要战后重建，不可能正常收税。没有河南河北的漕运，雒阳不适合驻军太多。
  刘备这次要从长安带过去的部队，也就在雒阳走个过场，然后就会投入统一战争了。到时候还是靠新修好的南阳运河，抽取长江、汉水流域的物资来供养，维持战争。
  南方荆、益两州，毕竟始终是大汉如今最富庶、建设最好、生产力保存最完善的地方。荆益的余粮才养得起几十万数量级的脱产部队。
  三天之后，九月初九，刘备就再次东巡，只带了几千近卫的骑兵，还有皇亲国戚、宫女常侍。
  官员方面有尚书令荀攸、还有尚书台的一些配套班子，和兵、财、民三个部的属官、家人。
  这几部分总共加起来一万多人，拖家带口踏上了东行之路。这个规模从皇帝迁都的角度来说，已经算是非常从简了。后世皇帝出巡都有可能带十几万人的，迁都更是第一波就十几万起步。
  刘备这也是考虑到了弘农的崤函道路难行，分批走压力小些，也不滋扰地方。
  九月十五，刘备甩开后续大队人马，先行到了雒阳，为了赶时间，他没有再慢腾腾坐辇，而是骑马赶路。
  李素和诸葛亮照例出城数十里迎接。
  刘备见到诸葛亮的时候，还意外了一下：“孔明贤侄，不在博望督造运河么？”
  诸葛亮连忙应对：“一切妥当顺利，明年春耕之前，一定把运河修通。臣也见河北战局风云变幻，特来雒阳请示丞相，荆州军是否该做好准备随机应变。”
  刘备点头笑笑：“朕匆匆赶来，也正为此事，怎么，丞相可有定论？”
  李素审慎应对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臣原则上不建议冬天扩大用兵。细节还是迎陛下回城再谈吧。”